鼎盛宝配资走出上海发掘社会力量，探索社区花园的乌鲁木齐模式

前言：围绕“伟康路129号对面”创智农园开展的一系列社区花园更新项目，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创新尝试。2021年，一手打造这个项目的四叶草堂走出上海，在广西南宁、湖北宜昌、河南信阳等多地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合作，总结出一套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的社区花园共创流程。去年，四叶草堂创办人、同济大学学者刘悦来到乌鲁木齐市挂职，他想证明这件事情在乌鲁木齐可以从零开始做。

第一财经：四叶草堂创办、创智农园建造至今已十年了，从全国来看，社区花园发展得怎么样？

刘悦来：前些年我们开始在上海做社区花园，西部、中部地区来参观的朋友都说，这个事儿只能在上海做。因为政府比较有钱，干部的能力、市民的素养都比较高，能组织得比较好。其他的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年开始在乌鲁木齐市挂职，担任城乡规划管理局副局长。我是一个人来的，四叶草堂团队一个同事都没跟来。我觉得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实验，证明这件事情在乌鲁木齐可以从0开始做。

青年大学生带领乌鲁木齐的小朋友一起动手建造社区花园刘悦来供图

我们完全以民间的方式推广社区花园，两三个月里已经做了十几个。今年我们已经启动做100个社区花园，通过社会力量，结合组织化运作。一家由返疆青年发起的创业组织——乌鲁木齐青年社区规划师志愿者队伍“乌龟营造”成立了，由一位1996年出生的女青年带头，有3个全职员工，社会组织注册也即将完成，现在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

今年这100个社区花园，我们既用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的机制，也结合在新疆的推广。我们联合了新疆几所大学，也办一个竞赛，新疆的团队可以参与这两个竞赛。我作为援疆专家到各地演讲的时候，也带着乌龟营造去，交流环节大家就去加微信，开展工作。社区花园的未来，要用乌鲁木齐模式，由在地民间力量去做。政府背书就可以，不用特别投入经费。

第一财经：社区花园怎样改变社区做事情的方式，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刘悦来：北京的责任规划师制度是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管，上海的社区规划师也是各区颁发聘书，我是三个街道的社区规划师。在乌鲁木齐，一开始我也想推广这种方式，后来我觉得，要让大家看到人民的积极性。

我发现基层尤其是社区这个层面，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们在乌鲁木齐的三个区做了实验，由社区书记、主任给青年人颁发聘书，聘任他们为社区规划师，每个社区可以聘好几个。也不是聘大师，同济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新疆当地大学的大四或硕士研究生都可以。我在新疆带了两个研究生，他们也被聘为了社区规划师。

基层觉得年轻人能够帮助到社区，从思路、创造力、想象力到现场的行动和组织上，都是有活力的。在校学生经过一定的培训，掌握参与式社区规划和社区营造的工作方法，比如怎么跟居民讨论、怎么征求意见、怎么发动居民参与、怎么做众筹等，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到场，就足够胜任了。现在很多社区都想聘学生，我呼吁之后更多聘新疆当地大学生，因为社区规划师必须要到现场，区内学生有优势。

所以，乌鲁木齐实验是非常草根的，做100个社区花园也不是政府提出的，我们跟年轻人们讨论，后来乌龟营造主动把它设为工作目标。这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事。具体选点也是众创的，有社区来联系，就填共享文档，根据情况，志愿者们就近去做对接。

第一财经：应该怎样支持基层团队，让社区花园的发展能持续下去？

刘悦来：现在看，没有经费不是最大问题。开放式的机制很重要。

来新疆之后我发现，因为保密等原因，很多学生做研究的时候苦于缺少真实基地的信息。四叶草堂在上海已经使用开放式的机制，只要有人联系我们想要创智农园的资料，我们都会提供。我从乌鲁木齐规划管理局层面，跟相关部门做了一个公益行动，凡是在乌鲁木齐想做微更新的年轻人，做研究需要的地形图，把保密部分消掉之后，由青年规划师团队协调，提供给大家。

一些比较优质的社区，如果社区愿意组织，就可以成为特别好的研究基地。我希望100个点都能变成研究基地，建立一种工作方法，选一些示范花园，把共建过程开放，通过直播、微信群内交流等方式，跟大家分享。社区干部可以去发现一些居民，让他们成为主理人。不会做也不要紧，愿意学习就好，通过培训可以掌握。

乌鲁木齐小朋友携手参与的社区花园刘悦来供图

有社区正在做花园的时候，会有其他社区的居民感兴趣。帮忙建花园、一起出主意，学到东西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社区再做，就是练习。如果他做得不错，很努力，我们也会到他的社区去帮助他。我管这叫“游牧式”的工作方法。

我来乌鲁木齐也是“游牧”，像一个人带着帐篷，自己生火做饭。我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过来一块吃，没有材料了我跟大家换一换。游牧式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向外扩展。

民间自发做事情，政府不用作为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只要不反对就好了。

第一财经：社区花园从早期作为一个设施、一种活动方式，现在变成了一个工具。

刘悦来：像一把瑞士军刀一样，带着它可以干很多事。游牧时带的一大堆设施，包括怎么招呼别人一起来，都是一种“招”。

项飙为《重建附近》一书写了序，去年《三联生活周刊》请我们两个对谈，他当时说，你到什么地方，附近从来就是你的附近，你走到哪里，你的附近就跟到哪里。他讲得很深刻，附近就是游牧式的。就像《我的阿勒泰》里面讲的，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你的附近，跟自然交流，跟人交流，重建你的社会关系。它是活的。项飙也跟我说，你到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觉得新疆是做社会修复最有价值的地方。

上周四叶草堂刚启动了第四届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目标是在全国新建200个花园，其中有新疆的100个，是重点。我在新疆，如果不能多做几个，说明这个工作是无效的。对一个社会组织和微营造行动来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当我离开新疆之后，这件事照样有人干，不会因为我离开就停了。

我不用权力，没对局里面的任何同事作任何要求，我只是在做，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在上海带队，跟我们的小伙伴都是这样，我在做什么你能跟着做就行，不能跟上，或者你有了更好的做法，你按你的做法去做就好。

如果乌龟营造能够发展起来，实现没有政府经费支持，不断地拿到项目，就比较健康。他们现在有两个社区睦邻中心运营项目，每个大概一年的经费有几万，还能申请到一些小项目。在新疆，投资一般不多，但是人们收入也不高，发展机遇是有的。不断又有很多街道来找，排了很长的队。

也要慢慢来，抓住重点，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找到好的方法。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带帐篷、干粮的游牧者，自带工具。他进来，我们就有了工具，大家都可以去用，能创造价值，产能就会提高。

第一财经：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城市更新依靠社会修复支撑，是个必经之路。如果没有各方面主体自主发动，靠自上而下投入是不足的。从做社区花园的角度看，社会修复对城市更新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刘悦来：就说上海浦东的东明路街道吧，社会修复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突出的问题，就是始自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动拆迁的影响。

凌兆十二村居民参与共创，在小区内部公共区域建造的社区花园“彩韵花园“ 摄影/佟鑫

东明路街道原来是三林镇。修延安路高架的时候，淡水路等地的很多居民被拆迁，搬到三林镇。当时的居民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蛮大的牺牲，上下班时间长了很多，完全到陌生的环境生活，原来紧密的邻里关系都没了。单位制很快又解体了，到1998、1999年，单位逐渐停止福利分房，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展。

当时浦东也动迁，因为要建房子安置中心城区过来的居民，很多农民失地，也没有特别给他们解决就业岗位，就给一套房子，直接上楼了。近年来东明路居民老龄化很深，其他产业不多，是一个时代缩影。

我们从2020年开始介入，关注到一点：通过社区花园全覆盖和公众参与，把大家组织起来，让居民能有一种自我认可。

比如，凌兆十二村居民区的老年“彩之韵护绿队”做的社区花园很好，有15个微景观。当年从浦西拆迁过来之前，他们在工厂都是不同的技术工种，现在从事社工活动，通过做社区花园、微景观，找到存在感。每年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当导师，指导孩子们。

凡是通过我们团队联络去参观学习的，按规定付1000元费用。这笔钱分两块，800元是公共养护基金，由队长接收和管理；当天接待、讲解的成员，一般有两个人，每人可以得到100元作为讲解费。有这个机制，老人们也觉得创造了价值，花一个小时讲讲我们怎么做的，被很多人叫老师，还能得100元，回家跟老伴也可以交代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参与社区花园能获得认同，以前有很多人是有失落感的。这个制度也提高了社区接待参访的效率，减少打扰居民正常生活，鼓励社区更多做好案例。

更大的方面，我认为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社区规划的力量。东明路街道每个居民区每年的微更新项目，都是由社区规划师跟社区班子成员共创的，上报、讨论、宣讲，每个居民区都要参与。通过社会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对社区内部，对社区外、隔壁社区、街道，要关注各方面的问题。比如灵岩南路居民区跟街道的关系，跟公共空间的关系。

这些做法可以产生一些公共讨论和公众参与，大家会觉得每个人是被尊重的，我的主张被认同。这也是一个使人能对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有信心的过程，是一种社会信任的重建。重建社会信任是社会修复非常关键的一点。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大家对公共性的讨论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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